新的一年如何让自己成长更快、工作更顺？

因此，与说明理由义务的关系并不当然限制对理由之替换的适用。

这既包括物理意义上的跨界性，如跨区域河流等生态环境的治理、跨区域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也包括抽象意义上的跨界性，如行政处罚尺度的统一、经济发展政策的协调。此外，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协同规范的审查适用也属于该层面。

缺乏责任法的协同治理活动，仅仅依靠协议等契约方式，不过是戴着自己掌管钥匙的镣铐，既不能拘束对方，也不能约束自己。在上位法及政策对协同治理仅提出原则性、一般性要求的情况下，甚至未涉及协同治理而仅对有关地方提出方向性要求的情况下，地方可以基于管辖权而自主开展协同活动。那么，区域协同治理行为应当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对此应区分内部效力与外部效力。区域协同治理的合宪性核心议题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协同治理的参与各方同样应当接受监督。

协同治理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安排参与方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的法律文件，应当按照法规或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备案程序报送备案。并非参与方越多，越有助于实现协同目标。同时，政治系统的内在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为政治系统奠定基础的宪法，也发生了功能转型。

经济、教育等领域的政治调控，就是为使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进入相应的系统中，使该系统的功能面向所有人得到更好地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政治系统的反身性要求政治系统从内部寻求动力，以提升其作出有约束力之决定的能力。在这一系列变化下，民主政治决策与技术化的行政治理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互动。私主体之间产生的结构性不平等，最终影响的是经济系统自身的良性运行。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及其与个体自由保障的关系，参见E.–W.Böckenförde, Die verfassungstheoretische Unterscheidung vo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als Bedingung der individuellen Freiheit, Westdeutscher Verlag, Opladen 1973, S. 18ff. 关于市民法治国的宪法观念，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以下。具言之，宪法需要在防范国家公权力、保障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兼顾对社会内部的调控，致力于实现国家、社会、个体三者关系的立体化重构。

政、治、民三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但又适度分化，相互之间不可替代。在维系人民与国家权力的联结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嵌入到中国的二元民主结构中，在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和行使者之间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其次，政治系统的反身性意味着政治决定经由政治程序形成了逻辑闭环，人民代表决定等符号，通过法、组织和程序连接到一起，共同塑造和维系着政治系统的封闭运作。中国共产党领导既是人民民主的体现，又内嵌在正式的国家权力结构中，助推着人民民主的实现。

讲清楚中国宪法道路的特色，是中国宪法学的重要理论任务。（2）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吕特案确立了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属性，使基本权利中的宪法价值可以凭借私法中的概括性条款渗入私法体系。这是政治系统的自我反思机制。（2）社会发展导致上/下分层的结构在社会内部局部重现。

在这一背景下，公私兼顾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转而朝向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的目标发展，国家也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多种配套性变革。（5）通过政治上的价值整合解决社会的碎片化、价值虚无化等问题，但此种价值整合不能威胁到全社会的功能分化。

只有一种更新了的社会主义观念，才能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注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最后，为适应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政治系统分化为政、治、民三个承担着不同功能的子系统。政治系统内部的上述调整或改变，本质上指向政治系统反身性/反思性的强化。（一）政治整合：以二元民主观为基础的国家权力配置 1.政治系统的内在调整 社会主义致力于实现社会自由，对此应从功能分化和政治整合两方面加以理解。政治系统这种既超然又恪守边界的特点，决定了国家、社会、个体三者之间既分化又相互制约的立体化关系。M. Ruffert, Vorrang der Verfassung und Eigenständigkeit des Privatrechts,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1, S. 40, 53ff. N.Luhmann, Politische Theorie im Wohlfahrtsstaat, Günter Olzog Verlag, München 1981, S. 7. 也有学者认为，苏俄宪法和魏玛宪法共同构成了世界宪法的分水岭，正是受到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魏玛宪法吸收了不少社会主义要素，并具有了现代宪法的特征。关于五四宪法制定的目的和意义，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以下。

这种宪法功能定位的背后，是市民社会价值同一化的预设，此种预设构筑了近代市民法治国宪法的核心。中西宪法在现代复杂社会中面临相似的时代任务，即实现国家建构、社会秩序和个体自由的内在融合，妥善处理国家、社会、个体三者之间的立体关系。

个体自由的过度，可能会产生系统性影响，导致某一社会子系统的过度扩张，进而危及全社会的功能分化。在人民、国家、宪法三位一体的模式下，人民意志、国家权力、宪法规范之间相互支撑而非相互制约。

在中国独特的人民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二元民主结构之间，合宪性审查可以实现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双重协调。参见N. Luhmann, 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86, S. 27。

来自于社会本身的威胁，只能由国家予以防范，国家的政治决定权是保障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在涵括得以实现的范畴中，那些未参与到或者仅边缘化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群体消失了。中国的立宪道路深受国家建构意识的影响，重视群的社会观念。正如马丁·洛克林所指出的，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自由规范主义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恰当的公法理论。

从中国宪法的历史、文本与结构来看，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结构中的基本权利，应当突破基本权利双重属性的固化思维，建立起社会本位的基本权利理论，以更好地处理国家、社会、个体三者之间立体化的关系。参见前引61，李忠夏文，第9页以下。

使集体能够作出有约束力且有效的政治决断。（2）在社会层面，宪法要保障社会各子系统能够根据自身符码自行运转，实现功能分化。

K.-D.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 4. Aufl., 1964. K.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1999, S. 91. BVerfGE 7, 198, 205. [美]阿兰·艾德斯等：《美国宪法：个人权利——案例与解析》，项炎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1页以下。现代复杂社会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促使宪法范式发生变迁，也引发了宪法功能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但也带来了市场失灵和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公平问题。基本权利在获得了保障个体自由的防御权属性后，又需发展出新的理论，以使个体自由受到社会内在约束。共同富裕中包含了涵括的观念，以及对经济系统运转紊乱和过度扩张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政治干预的意图。正是基于消弭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观念，才衍生出政治调控的必要性。

但是，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个体自由，很快呈现出无序发展的趋势，不仅市场失灵开始显现，社会各领域也都出现了过度经济化的现象，导致贫富差距越发显著。结 语 梁启超曾言：善谋国者，外揆时势，内审国情，而求建设一与己国现时最适之政体，所谓不朽之盛业，于是乎在矣。

参见前引11，Böckenförde书，第37页。这一特色中既含有1840年以后中国变的要素，也含有中国前近代传统中不变的要素，还包括受到中国传统取舍与改造的西方立宪价值。

在卢曼看来，从法律等级思维向国家与社会二分转变的历史情境催生出了基本权利。市民社会主要是以经济领域为中心构建的，但现代社会恰恰因为经济领域的无序，产生了去经济中心化的要求。